【科技日报】缅怀朱光亚:五星红旗上永远有您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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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6日的北京,被一场悄然而至的春雪渲染得庄重而圣洁。我国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在这片肃穆的银色中,走完了87岁的人生。

  这位传奇科学家平时为人低调,很少抛头露面,创下的功勋却令人为之震惊。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处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科技决策的高层。在核武器技术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键时刻,都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决心。无论是发展方向的抉择和决策,还是核武器研制和核试验关键技术问题的决策,他都起到了主导作用,为中国特色核武器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同时,朱光亚的高尚情怀也让人钦佩。1996年,他将获得的何梁何利奖100万元港币全部捐赠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会,用以奖励中国优秀工程科技专家。1999年9月9日,又把4万余元稿费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两地投掷两枚,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同时也唤起了中国人制造的梦想。

  抗战胜利后不久,重庆国民政府邀请数学教授华罗庚、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赴重庆商讨发展原子武器事宜。三位教授拟订了计划,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朱光亚被吴大猷选中。

  然而,心怀之梦的朱光亚等人刚到美国,就碰了个大钉子。先期到达的曾昭抡告诉他们,美国有关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刹那间,美梦化为泡影。

  残酷的现实使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中国人要做出,只能靠自己。

  师生们考察的热望破灭后,他们决定自谋出路,分别进入美国的研究机构或大学,学习研究前沿科学技术。朱光亚不改初衷,1946年9月,他随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这里,他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和计算研究,一边在研究生院学习核物理实验技术,攻读博士学位。

  经过不懈努力,朱光亚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1947至1949年,他连续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四篇论文,在发展迅速的核物理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6月,25岁的朱光亚完成了博士论文,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1950年年初,朱光亚牵头起草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当时密执安大学的中国学子十分关注国内形势,作为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朱光亚常组织大家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

  “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朱光亚认为。因而,他积极向大家宣传国内形势,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报效国家。1950年2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旅费,取道香港回国。途中,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登在《留美学生通讯》1950年3月18日第三卷第八期上,在当时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它像一个号召令,让更多海外学子受到感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

  1952年春,朝鲜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停战谈判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大事。国家从高等院校中选派了一批政治可靠、有较高英语水平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教师,作为我方代表团的翻译,朱光亚也是其中之一。

  同年4月,朱光亚等人到达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所在地。这里的环境极其艰苦,他们每天晚上都拉着防空帘在微弱的灯光下忙碌,一听到警报响,必须赶紧收好文件,钻进防空洞。

  谈判桌前,美方代表经常拿出核武器要挟,这使朱光亚感触颇深。他认识到,现在再也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年轻的共和国要想真正独立,不受人欺侮,必须拥有自己强大的现代化国防。

  1955年,党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此时已是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教授的朱光亚奉调参与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担负起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次年年9月,他调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在所长钱三强的领导下,带领年轻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

  这段时间,他还参与了前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建设和启动工作,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同时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试验,跨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此外,他还兼任研究所的学术秘书,表现出不平凡的科学造诣和较强的科研组织领导能力,深受钱三强的赞赏。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35岁的朱光亚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风华正茂的他,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

  1959年6月,前苏联来信拒绝按协定提供中国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来”。当时二机部部长请钱三强挑选一位负责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在钱三强的力荐之下,朱光亚被调入核武器研究所,并于次年3月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学技术方面的总负责人,协助所长李觉、副所长吴际霖开展科研组织领导工作。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少资料,只有1958年、刘杰、钱三强、吴际霖等人在听取前苏联专家讲授教学模型课时,记下的一份支离破碎的提纲式记录。朱光亚按照吴际霖的提议,与邓稼先、李嘉尧一起将这些记录整理成了一份较为完整的参考资料。以此为线索,他组织科研人员一边学习、了解基本原理,开展自己的理论研究,一边开展科研实验的准备工作,亲自审定大量的技术任务书。

  与此同时,他还协助李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规范化的科研管理程序,帮助科研人员养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特意表扬了朱光亚这种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这种精神和作风在核武器研制队伍中一直延续下来,对我国较高的核试验成功率以及核武器技术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960年8月,苏联政府撤回专家,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朱光亚向二机部提出调集专家和科技骨干的建议。经中央批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奉调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领导,还选调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与早先调来的科学家一起形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随后,他又与李觉、吴际霖一起组织调整了研究所的科研机构,全面开展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自动控制等研究探索工作。

  1962年,我国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等均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由于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内对研制项目是否“下马”出现争论。9月,二机部部长刘杰与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向中央提出了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装置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

  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朱光亚主持起草了《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该文件是当时中国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装置的研制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他还主持起草了《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爆炸的时间,更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誉为“两个纲领性文件”。

  11月3日,对“两年规划”作出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2月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二次会议,研究落实“两年规划”。在刘杰、钱三强汇报有关情况后,38岁的朱光亚作了补充汇报。他清晰的表述、敏锐的思路、准确的回答,以及对技术工作全面透彻的理解,给与会领导留下深刻印象。散会时,周恩来拉着他的手说:“请你回去告诉研究所的同志们,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很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要不懈地努力!”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威力为2.3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我国第一颗爆炸成功!试验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天,朱光亚开怀畅饮,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喝醉了。

  第一颗爆炸后,我国又接连取得核航弹、导弹核武器的成功,仅用两年时间就顺利完成研制的“三级跳”计划,快速实现了的武器化。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的核试验除经历艰苦的科研攻关外,还一再受到西方国家的阻挠。

  早在1963年,正当中国研制第一颗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签订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美国人露骨地说:“我们能够合作来阻止中国获得核能力。”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二机部的领导下,朱光亚组织调研分析,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报告系统分析了世界几个核大国核武器研发与核试验方面的做法和发展过程,指出,他们核试验的停与否,最主要的是根据其核武器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美、苏已进行了大量的核试验,取得了大量数据,他们目前停止部分核试验对其核武器发展并无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继续发展核武器,而中国则即将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因此,美、苏、英签订部分禁试条约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报告建议,我国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将核武器研制成功。同时报告还指出,我国也应该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因为地下核试验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还可以取得地面试验难以得到的许多测试数据和资料。

  根据朱光亚等人的建议,1963年9月中央专委会决定,在抓第一颗的同时,把地下核试验作为设计项目。但是,由于忙于的武器化及氢弹技术攻关,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拖延了一段时间。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国防科委领导下,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等讨论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的目的、试验项目、工程要求等,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核武器研究院与核试验基地密切配合,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术难关。

  1970年6月,朱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仍然负责指导核武器与核试验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为了尽快使地下核试验技术过关,在动荡艰难的“”岁月里,他与有关同志一起想方设法排除干扰,认真落实周恩来和中央专委的指示精神,解决关键问题。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试验,1978年10月,又成功组织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

  随着我国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6年3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而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很可能会加快军控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1986年3月,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邓稼先提出加快我国核试验步伐的建议。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朱光亚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看到邓稼先的建议后迅速给予支持,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亲自参与组织领导了具体规划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1992年,美国果然提出进行全面禁核试谈判。在关键时刻,朱光亚又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再次加快”的建议和对策。

  1996年7月29日9时,在朱光亚等人指导下,我国又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了。当晚,我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9月29日,我国政府在第51届联合国大会上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而此前中央关于“两次加快”的正确决策,使我国在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不仅中子弹获得里程碑式的成功,而且造就了核武器小型化、武器化的10年辉煌,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利益。

  全面停止核试验前后,朱光亚又多次敏锐指出,核武器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亲自指导核武器研究院和核试验基地开展禁试后科研发展方向的研讨论证,经中央批准后,很快启动了禁试后核武器技术的研究发展工作。

  “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朱光亚说。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在国防科技领域,除继续指导核武器和核试验技术研究发展工作外,他还指导了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指导了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武器装备预先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制定、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等重大工作,提出了许多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议,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他还积极参与了国防高科技向民用转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以及“军民结合”发展我国高技术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在我国核电技术发展、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和“863”计划制定与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6年10月,朱光亚荣获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元港币。颁奖的头一天,他对身边的人说,要把全部奖金捐出,作为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

  在当时,100万港币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字,况且他的经济状况并不特别宽裕。于是有人建议:是不是从中拿出一部分来捐,比如一半,这也不少了。

  朱光亚听后十分平和地说:“工程科技奖助基金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海外友好人士捐助的,如果我们也能捐献出一点,虽然为数不很多,也算是做一点工作和一份贡献。”

  在没有空调的年月,夏天全家人围坐一桌吃饭,只要朱光亚在,都会亲自为大家摆好电扇。当电扇转起来的时,他还要观察一下是否能吹到大家,如果电扇只往一个方向吹,他就会放下碗筷去调整角度,不厌其烦。

  “这就是父亲,多年来,一直是习惯于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思考,默默地奉献,默默地以行动来影响与感召他周围的人。”朱光亚的儿媳顾小英说。